第39章 女儿乐
另外一些人,从小就注定让别人不安分。比如翠儿,比如朱裳,女孩是好女孩,脸好,腰好,腿好,都好。
教导主任是我们的天敌。在当时,他总是和我们作对,骨子里和我们不共戴天,他是我们心目之中最大的坏人。
我们常常想象他如何度过他的一天,他的一天常常是这样的:
上午八点钟,准时坐在他的办公桌前。办公桌不大,但是木质不错。油漆工惜材,只上了清漆,让木头原有的漂亮纹理显露出来。办公桌上放了一块五毫米厚的大玻璃板,下面压着十几张全班合影,那是他教导过的学生。照片由黑白变到彩色,学生的衣服也从旧军装或是父母的工作服变到花裙子或是彪马、阿迪达斯的运动服。但他的位置却没什么变动。他坐在第一排,坐在他的学生中间,健康而矜持地笑着,仿佛一名业已成名的雕塑家,周围立着的是他的杰作。如果你想和他找话说,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问他,这些照片上的人现在都在什么地方风光。教导主任会聊上两个钟头,总之两点,第一,他的学生现在绝大多数都在牛逼,都在党政军公检法担任要职。第二,他的学生都非常感谢他,纷纷用各种形式把他们现在的牛逼归结于他在中学时对他们的教育,都还惦记着他,每年新年,他都收到一麻袋的贺年卡。教导主任总是沿着办公室的窗户拉一根铁丝,然后从那一麻袋贺年卡中挑出最美丽耀眼的,像晾衣服一样搭在铁丝上,一显摆就是一年。
教导主任常说的话是:“自然给孩子以身体,而我们塑造他们的灵魂。”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感到可怕,感到的是巨大的责任与成就。
他的椅子和桌子是一样的好质地,老婆为他做了个棉垫,夏天也垫着,总告诫小女老师应该学习榜样。“否则会例假不调的。”他讲。
像往常一样,他打了两壶开水,为自己泡了一杯茶,九点钟玻璃板上会有今天的报纸,可以就着茶学习。那些都是很重要的东西,一个教师需要仔细研究以明确塑造学生灵魂的方向。
坐在椅子上,他透过窗户,可以望见办公楼下的小花坛。青草、蝴蝶花蔓在地上,珍珠梅、榆叶梅、紫薇开在上面。
还有,雕塑。
看到小花坛里的雕塑。教导主任就有一种想使用不文明语言的冲动。半年前两个南方人,说是什么什么美专的,说是学校应该面向科学,面向未来,说一个校园要是没有一处雕塑就像小姑娘没有鼻子一样不能容忍。于是校长批了三千元钱,两个南方人白吃白住了四个月。雕塑出来了:一个女学生马步蹲裆高举氢原子模型,一个男学生1箭步一手高举航天飞船。老师们说那一男一女,怎么看怎么像天外来客,或是门神。
办公楼对面是教学楼,一幢苏式建筑。从俯视的角度看来仿佛一架大肚的飞机:左翅膀是图书馆,右翅膀是实验室,机胸是教室,机腹是兼做礼堂及学生食堂的大厅,机屁股是教工小食堂,机嘴是教学楼的正门。每天,上千个学生从这个机嘴里进进出出,教导主任坐在他木质很好的椅子上都能看得清楚。我们男生他很少看,女生在他眼里可以简单地分成两类:戴乳罩的和不戴乳罩的。不戴乳罩的可以再分成两类:本来就没什么可戴的和本来该戴而却不知道该戴的。数最后一种女生可恶。她们与学校的不良气氛有直接关系,教导主任常常这样想。
“不建学校,就得多建监牢。学校人少,监牢中的人就会多。学校办得差,监牢中就会人满为患。”他在教师会上讲这番话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将军。“中学生,说到底还是孩子。正处于人生观、世界观形成阶段,像一块未琢磨的璞玉,未着色的白纸。不是他们缺少问题,而是我们缺少发现。”有人从新疆回来,送了教导主任一块沁色美丽、晶莹润滑的仔玉。教导主任想起两句《诗经》: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,觉得应该成为自己教育生涯的座右铭,就让玉工用隶书体将这八个字刻在仔玉上,还打了一个孔儿,穿了一条古铜色丝带,系在裤带上,间或把玩。教导主任上厕所的时候,张国栋仔细观察过。张国栋告诉我们,教导主任的卵袋和他腰上系的仔玉,大小形状都很类似。卵袋不能经常露在外面,不能当众把玩,就用这块仔玉取代了。
在教导主任眼里,怎么可能没问题呢?就像有些花要香,有些雨要下,有些娘要嫁一样,有些人从小注定不安分。
我们几个在很早的时候就和教导主任结下了冤仇。
高中第一个学期伊始,我们几个在操场上等待开学典礼开始,没什么事情干,借口桑保疆嘴上不干不净,把他一顿乱摸。桑保疆急了,抄起一块砖头。我们掉头就在前面跑,桑保疆在后面追。我跑到宣传栏边,冲桑保疆一吐舌头,桑保疆砖头出手,我一低头,宣传栏二平方米的大玻璃应声碎掉,宣传栏的雷锋、董存瑞、黄继光们横七竖八地散了一地,却依然庄重地横眉立目。在教导主任的调停下,赔偿宣传栏玻璃的钱,由我和桑保疆平摊了。
即使这样,桑保疆还是痛恨教导主任。为了迎接亚运会,每个在北京的中学生都被逼着用一块钱买了一张亚运彩票。刘京伟和张国栋刮开,是“谢谢你”。我刮了一个五等奖,可以兑换两块钱,还没出门,就被班主任语文老师拦住,被逼着又买了两张彩票,再刮,自然是“谢谢你”。桑保疆刮完之后,奇怪地一句话都没说,但是一张大脸都憋紫了,等班主任语文老师走出教室,他吐出一口长气,说:“我,我,我,得了一等奖,五百元钱!全学区就这么一张!”我们一起扑上去看,果然是一等奖。我当时毫不怀疑,我这辈子都挣不到五百元钱。桑保疆接着说:“五百块,我能看几百场录像,买上千串糖葫芦,买呼家楼葫芦王的,五毛钱一串,掏空山楂,填上豆沙和核桃仁的那种。五百块,如果发给我是一块一块的票子,我数都要数半天。五百块,我存到银行,每月的利息都够我吃冰激凌的。你们没手气,没你们的份儿。顶多,请你们吃次门钉肉饼。”我们一起说:“Thankyou,撒泡尿。”肖姓班长很快就跑来告诉桑保疆,教导主任叫他去办公室一趟。“肯定是问我是要现金还是一个银行存折。我要银行存折,否则出不了学校就被你们抢跑了。”桑保疆去了一个小时之后,大喇叭广播,召集全体同学到操场集合,我们到了的时候,桑保疆已经站在了领操台上,那是我记忆中他唯一一次站在领操台上,旁边是气定神闲的教导主任。桑保疆低着头,红着脸,像是家里刚着了火或是死了人。人到齐了,在操场上黑压压一片,桑保疆接过教导主任递过来的纸条,念:“祖国,是我们的母亲,她有锦绣的河山、悠久的历史、灿烂的古代文化、光荣的革命传统,以及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。她经受了苦难的折磨,正在焕发青春,展现新颜,走上中兴的道路。‘我爱社会主义祖国’,‘团结起来,振兴中华’是我的心声。崇高的爱国主义,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,它正激励我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,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青春和我的一切。我是高二(3)班的桑保疆,为了祖国,为了亚运,为了我们的学校,为了我的班集体,我自愿将亚运抽奖得到的五百元钱捐献给国家。”领操台下,掌声如雷,桑保疆哭了,然后又笑了。桑保疆在我们的搀扶下回到宿舍,他在那天的剩余时间里一直在说话,说的只有一句:“操他妈的教导主任,操他妈。操他妈的教导主任,操他妈。操他妈的教导主任,操他妈。操他妈的教导主任,操他妈。操他妈的教导主任,操他妈。操他妈的教导主任,操他妈。”
在教导主任眼里,还有另外一些人,从小就注定让别人不安分。比如翠儿,比如朱裳,女孩是好女孩,脸好,腰好,腿好,都好。可是想起校门口那些不三不四晃来晃去的小流氓们,多数都是等翠儿和朱裳这样姑娘的,教导主任不由得叹了口气。
“怎么可能没问题呢?听说校园里流传着一些黄书,不是手抄本便是国外的黄色画刊。还有他们自编的黄曲儿。联系起来,问题就清楚了,先是看了黄书,激发这些臭小子们的创作欲望,于是有了黄曲。还有厕所……”想起厕所,教导主任又有了一种想使用不文明语言的冲动了。
“这帮小混蛋!摊开作文纸,好人好事、‘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’,打死也写不出八百字。进了厕所,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话要说。”不仅有中文,还有英语。不仅有普通话,还有方言。不仅有文字,还有插图。不仅墙上有,门上有,水泥地上也有。教导主任刚让工人把一块不平常常积尿的地面用水泥补平,回来就发现未干的水泥地上多了一条薛蟠填的词:“女儿乐,一根****往里戳。”不仅有原创作,还有改编,再创作,或许好好一部《金瓶梅》就是由于这种机制沦落成淫书的。教导主任在一个大便池方便的时候,看到一首小令:“穿过一片黑é林,见到一个小矮人,打开两扇大红门,进去一个流氓,留下两个坏蛋。”等他带着油漆和刷子回来准备抹掉的时候,便池里多了一节没冲干净的大便,那首小令也已经被改成:“……进去一个教导主任,留下两个坏蛋。”
“明天一定找人用黑漆把大便池的门全部刷一遍。”教导主任反复在楼道里和我们班主任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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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导主任是我们的天敌。在当时,他总是和我们作对,骨子里和我们不共戴天,他是我们心目之中最大的坏人。
我们常常想象他如何度过他的一天,他的一天常常是这样的:
上午八点钟,准时坐在他的办公桌前。办公桌不大,但是木质不错。油漆工惜材,只上了清漆,让木头原有的漂亮纹理显露出来。办公桌上放了一块五毫米厚的大玻璃板,下面压着十几张全班合影,那是他教导过的学生。照片由黑白变到彩色,学生的衣服也从旧军装或是父母的工作服变到花裙子或是彪马、阿迪达斯的运动服。但他的位置却没什么变动。他坐在第一排,坐在他的学生中间,健康而矜持地笑着,仿佛一名业已成名的雕塑家,周围立着的是他的杰作。如果你想和他找话说,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问他,这些照片上的人现在都在什么地方风光。教导主任会聊上两个钟头,总之两点,第一,他的学生现在绝大多数都在牛逼,都在党政军公检法担任要职。第二,他的学生都非常感谢他,纷纷用各种形式把他们现在的牛逼归结于他在中学时对他们的教育,都还惦记着他,每年新年,他都收到一麻袋的贺年卡。教导主任总是沿着办公室的窗户拉一根铁丝,然后从那一麻袋贺年卡中挑出最美丽耀眼的,像晾衣服一样搭在铁丝上,一显摆就是一年。
教导主任常说的话是:“自然给孩子以身体,而我们塑造他们的灵魂。”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感到可怕,感到的是巨大的责任与成就。
他的椅子和桌子是一样的好质地,老婆为他做了个棉垫,夏天也垫着,总告诫小女老师应该学习榜样。“否则会例假不调的。”他讲。
像往常一样,他打了两壶开水,为自己泡了一杯茶,九点钟玻璃板上会有今天的报纸,可以就着茶学习。那些都是很重要的东西,一个教师需要仔细研究以明确塑造学生灵魂的方向。
坐在椅子上,他透过窗户,可以望见办公楼下的小花坛。青草、蝴蝶花蔓在地上,珍珠梅、榆叶梅、紫薇开在上面。
还有,雕塑。
看到小花坛里的雕塑。教导主任就有一种想使用不文明语言的冲动。半年前两个南方人,说是什么什么美专的,说是学校应该面向科学,面向未来,说一个校园要是没有一处雕塑就像小姑娘没有鼻子一样不能容忍。于是校长批了三千元钱,两个南方人白吃白住了四个月。雕塑出来了:一个女学生马步蹲裆高举氢原子模型,一个男学生1箭步一手高举航天飞船。老师们说那一男一女,怎么看怎么像天外来客,或是门神。
办公楼对面是教学楼,一幢苏式建筑。从俯视的角度看来仿佛一架大肚的飞机:左翅膀是图书馆,右翅膀是实验室,机胸是教室,机腹是兼做礼堂及学生食堂的大厅,机屁股是教工小食堂,机嘴是教学楼的正门。每天,上千个学生从这个机嘴里进进出出,教导主任坐在他木质很好的椅子上都能看得清楚。我们男生他很少看,女生在他眼里可以简单地分成两类:戴乳罩的和不戴乳罩的。不戴乳罩的可以再分成两类:本来就没什么可戴的和本来该戴而却不知道该戴的。数最后一种女生可恶。她们与学校的不良气氛有直接关系,教导主任常常这样想。
“不建学校,就得多建监牢。学校人少,监牢中的人就会多。学校办得差,监牢中就会人满为患。”他在教师会上讲这番话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将军。“中学生,说到底还是孩子。正处于人生观、世界观形成阶段,像一块未琢磨的璞玉,未着色的白纸。不是他们缺少问题,而是我们缺少发现。”有人从新疆回来,送了教导主任一块沁色美丽、晶莹润滑的仔玉。教导主任想起两句《诗经》: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,觉得应该成为自己教育生涯的座右铭,就让玉工用隶书体将这八个字刻在仔玉上,还打了一个孔儿,穿了一条古铜色丝带,系在裤带上,间或把玩。教导主任上厕所的时候,张国栋仔细观察过。张国栋告诉我们,教导主任的卵袋和他腰上系的仔玉,大小形状都很类似。卵袋不能经常露在外面,不能当众把玩,就用这块仔玉取代了。
在教导主任眼里,怎么可能没问题呢?就像有些花要香,有些雨要下,有些娘要嫁一样,有些人从小注定不安分。
我们几个在很早的时候就和教导主任结下了冤仇。
高中第一个学期伊始,我们几个在操场上等待开学典礼开始,没什么事情干,借口桑保疆嘴上不干不净,把他一顿乱摸。桑保疆急了,抄起一块砖头。我们掉头就在前面跑,桑保疆在后面追。我跑到宣传栏边,冲桑保疆一吐舌头,桑保疆砖头出手,我一低头,宣传栏二平方米的大玻璃应声碎掉,宣传栏的雷锋、董存瑞、黄继光们横七竖八地散了一地,却依然庄重地横眉立目。在教导主任的调停下,赔偿宣传栏玻璃的钱,由我和桑保疆平摊了。
即使这样,桑保疆还是痛恨教导主任。为了迎接亚运会,每个在北京的中学生都被逼着用一块钱买了一张亚运彩票。刘京伟和张国栋刮开,是“谢谢你”。我刮了一个五等奖,可以兑换两块钱,还没出门,就被班主任语文老师拦住,被逼着又买了两张彩票,再刮,自然是“谢谢你”。桑保疆刮完之后,奇怪地一句话都没说,但是一张大脸都憋紫了,等班主任语文老师走出教室,他吐出一口长气,说:“我,我,我,得了一等奖,五百元钱!全学区就这么一张!”我们一起扑上去看,果然是一等奖。我当时毫不怀疑,我这辈子都挣不到五百元钱。桑保疆接着说:“五百块,我能看几百场录像,买上千串糖葫芦,买呼家楼葫芦王的,五毛钱一串,掏空山楂,填上豆沙和核桃仁的那种。五百块,如果发给我是一块一块的票子,我数都要数半天。五百块,我存到银行,每月的利息都够我吃冰激凌的。你们没手气,没你们的份儿。顶多,请你们吃次门钉肉饼。”我们一起说:“Thankyou,撒泡尿。”肖姓班长很快就跑来告诉桑保疆,教导主任叫他去办公室一趟。“肯定是问我是要现金还是一个银行存折。我要银行存折,否则出不了学校就被你们抢跑了。”桑保疆去了一个小时之后,大喇叭广播,召集全体同学到操场集合,我们到了的时候,桑保疆已经站在了领操台上,那是我记忆中他唯一一次站在领操台上,旁边是气定神闲的教导主任。桑保疆低着头,红着脸,像是家里刚着了火或是死了人。人到齐了,在操场上黑压压一片,桑保疆接过教导主任递过来的纸条,念:“祖国,是我们的母亲,她有锦绣的河山、悠久的历史、灿烂的古代文化、光荣的革命传统,以及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。她经受了苦难的折磨,正在焕发青春,展现新颜,走上中兴的道路。‘我爱社会主义祖国’,‘团结起来,振兴中华’是我的心声。崇高的爱国主义,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,它正激励我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,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青春和我的一切。我是高二(3)班的桑保疆,为了祖国,为了亚运,为了我们的学校,为了我的班集体,我自愿将亚运抽奖得到的五百元钱捐献给国家。”领操台下,掌声如雷,桑保疆哭了,然后又笑了。桑保疆在我们的搀扶下回到宿舍,他在那天的剩余时间里一直在说话,说的只有一句:“操他妈的教导主任,操他妈。操他妈的教导主任,操他妈。操他妈的教导主任,操他妈。操他妈的教导主任,操他妈。操他妈的教导主任,操他妈。操他妈的教导主任,操他妈。”
在教导主任眼里,还有另外一些人,从小就注定让别人不安分。比如翠儿,比如朱裳,女孩是好女孩,脸好,腰好,腿好,都好。可是想起校门口那些不三不四晃来晃去的小流氓们,多数都是等翠儿和朱裳这样姑娘的,教导主任不由得叹了口气。
“怎么可能没问题呢?听说校园里流传着一些黄书,不是手抄本便是国外的黄色画刊。还有他们自编的黄曲儿。联系起来,问题就清楚了,先是看了黄书,激发这些臭小子们的创作欲望,于是有了黄曲。还有厕所……”想起厕所,教导主任又有了一种想使用不文明语言的冲动了。
“这帮小混蛋!摊开作文纸,好人好事、‘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’,打死也写不出八百字。进了厕所,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话要说。”不仅有中文,还有英语。不仅有普通话,还有方言。不仅有文字,还有插图。不仅墙上有,门上有,水泥地上也有。教导主任刚让工人把一块不平常常积尿的地面用水泥补平,回来就发现未干的水泥地上多了一条薛蟠填的词:“女儿乐,一根****往里戳。”不仅有原创作,还有改编,再创作,或许好好一部《金瓶梅》就是由于这种机制沦落成淫书的。教导主任在一个大便池方便的时候,看到一首小令:“穿过一片黑é林,见到一个小矮人,打开两扇大红门,进去一个流氓,留下两个坏蛋。”等他带着油漆和刷子回来准备抹掉的时候,便池里多了一节没冲干净的大便,那首小令也已经被改成:“……进去一个教导主任,留下两个坏蛋。”
“明天一定找人用黑漆把大便池的门全部刷一遍。”教导主任反复在楼道里和我们班主任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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