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章 河东集团的初步形成
在整个天下因为石氏兄弟内乱而躁动不安之时,苟军在河东郡也未停下步伐。在苟政筹谋安排下,苟氏集团已然彻底在河东郡站稳脚跟,安邑北面的闻喜,西南的猗氏、解县,西北汾阴相继被苟军攻克。
自安邑陷落,石凌满门被屠之后,河东郡各县的抵抗意志更加薄弱,并没有多少抵抗。孙万东军也在十三日顺利领军北上,如期攻克蒲坂,控制渡口,建立防御,将这座进出秦晋地区的战略通道掌握在手中。
待到五月下旬,除了东部的东垣县之外,整个河东郡已经基本落入苟军的掌控之中,共有八城的城头上插着苟氏的旗帜。
当然,苟军的掌控,仅限于城市及其直接辐射范围内的土地、人口,但即便如此,比起自大阳出发北上时,苟军掌握的军民人口,已逾五万之众,规模翻了一倍不止。
新增的人口,大部分都是军事征服,但仍有数以千计河东当地“晋人”,属于主动依附投靠。苟政带着苟氏集团在弘农、河东折腾了这么久,多少是积累了一些名声与威望的。甭管恶名、善名,有兵,有势,能打,就足够了,这是当下这個世界最响亮、最易为人接受的道德标准。
人口是一切发展之根本,在这一点上,苟政有充分的认识,因此,在生存发展的事务上,苟政也将人口放在第一位,这是未来,是根本,重视程度也远超那些攻取的城池。
不过,对于苟政来说,目光可以放长远,但对当务之急,却不得不先针对性地解决。而在攻取河东或者说攻略过程中,他面对最紧迫的问题,还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。
在明面上占据河东,在军民人口翻番之后,粮食危机,再度成为笼罩在苟政及其统帅的苟氏集团头上的一片阴云。仅凭在诸县的缴获,显然是无法长久支撑。
比较幸运的是,河东不比被兵灾反复摧残的弘农郡,以安邑为中心的涑水盆地,产出也远不是大阳那偏狭之地能并论。
更为关键的地方在于,苟军北上之际,正逢河东夏收的季节。羯赵的统治虽然残苛,但此前毕竟还维持着一个薄弱却基本的秩序,因此冬春之际时,河东郡的农业生产并没有耽搁。
哪怕在战争的威胁下,诸县的豪强、平民之家,也拼命卖力地抢收着麦子。而苟军诸部,一受限于苟政三番五次的军纪要求,二则忙于攻占河东诸城,因而没有太多的侵犯与骚扰。
不过,随着诸城既下,实现对河东郡最基本的占领后,情况就不一样了。迫于粮食危机,苟政下令由苟氏集团直接控制的军民,开始到各堡乡抢收粮食。
军队开路,民夫随行,车辆、麻袋,一应俱全,逢田即止,遇麦即割。于是,在这个仲夏,河东的征服者与地头蛇之间爆发了一场“夏粮冲突”。
苟军必须得有足够的粮食去维系这个刚刚步上正轨,并仍在壮大的战争机器,这是生存之根本。而各县的豪强们,也得保护他们的利益,毕竟地里的粮食,也是他们带领部民辛辛苦苦种下的。
不过,这样一场冲突,在没有外力掺和的情况下,胜利者终究是属于苟军的。没办法,拳头大,刀剑利,才是硬道理。
在冲突中,死了不少人,但规模实在不算大。还是得益于苟政的交待,少杀戮,只要粮,因此,下乡的苟氏部将们,也只是将那反抗的豪强部曲杀散驱逐,避免其影响苟氏军民的收割。
因此,发展到后边,河东乡野田土间的情形是这样的:在苟军的割粮队到之前,各地的豪强、农民都抓紧时间,抢收夏粮,等苟氏军民到时,便不得不进行规避,缩回堡寨。
等盛夏将至,夏收基本结束后,通过从各部收上来的汇总,苟军共得粮四万余斛,可以说,初来乍到,便狠狠地从河东诸县豪强百姓身上吸了一大口血。
加上此前的积累,以及北上之后的各种缴获,苟军所得粮食,不说坚持这一年,省着点吃用,熬到秋冬,总归是没问题的。
等到秋时,还有一轮秋收,依河东各地的耕作规模,届时的产出要更多。夏粮都分一杯羹了,秋收之时,准备充分之下,就更不可能干看着了。
当然,还要不要采取夏收时的强硬手段,苟政也在琢磨,那得根据情况来,怎么也得“包装”一下。作为河东军民的新主人,收取一份基本的“赋税”,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
鉴于此,在五月癸丑(28日),苟政亲自写了一份《告河东军民书》,布告河东军民,对于那些有名望、有实力的豪强,还遣收降的河东僚属,亲自携文登门拜访,表达龙骧将军的“善意”。
在《书》中,苟政表现了一番对晋室、对中国礼仪统治的追忆与怀念,又重点描述暴羯统治下北方各族百姓水深火热、艰难困苦的黑暗现状,再回溯他们这些人起义的初衷与目标
总结地讲,苟氏义军北上,是欲拯河东黎元于倒悬,使他们脱离羯赵残暴统治,是完全正义的事情。不管别人怎么看待,首先得把自己摆在道德的制高点上。
当然,最为关键的一点是,向全河东军民宣告,河东郡的天改了,主人换人了。并且,苟政大方地施恩于河东士民,下令将羯赵朝廷制定的一切带有掠夺、压榨性质的各种苛捐杂税,悉数废除。
这当然不是苟政假大方,只不过,他对河东的统治只是名义上,是极其脆弱的,尤其对于那些占据了大部分人口、熟地的豪强,是毫无约束力可言的。
而想要真正获得对河东郡的统治权,这些豪强是绕不开的,若是不能制服这些地主豪强,那他的统治就永远停留在一种初级阶段,有如空中楼阁,一推就倒。
对河东郡的士民豪强,建立一套合理的沟通交流以及管理机制,是苟政筹谋欲为之事。《告河东军民》书,表明其政治态度的同时,也是投石问路的办法,是继“夏粮冲突”之后,寻求一种妥协、合作的举措。
而这份告示的作用,在五月底,实则还不明显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随着苟氏集团在河东扎下根来,就慢慢显示出威力来了。
苟政在《告示》中表达的那些事情,对当下的北方士民,尤其是中国士民,是极具号召力与蛊惑力的。羯赵的统治,尤其是石虎的统治,是极其野蛮粗暴的,北方士民,不论是士族豪强,还是黎民黔首,乃至羯人之外的胡族,无不深患其害,饱受苦楚,愤恨之情,反抗之心,从未熄灭过。
当初梁犊率高力举事之时,除秦、雍戍卒外,踊跃襄聚的,可有大量关内豪强士民,而河东的士民,对此,可不是无动于衷。只不过,梁犊声势浩大,席卷而东,却终为羯赵一战破灭,这不得不让北方的士民豪强警醒,热情也是得分时候的。
另一方面,梁犊义军在后来的所作所为,可是瞒不住的,那种不分敌我,肆意掳掠杀夺的做法,比之羯赵也好不到哪儿去,自难得人心。
而苟氏集团,虽然越来越多打“晋臣”的旗号,但“梁犊余党”的身份,可没有那么容易就摆脱。攻略河东过程中的所作所为,也都证明,这“苟龙骧”,也并非一正直良人。
即便有这些顾忌因素,河东郡士民们对苟政、苟军的态度,依旧有很大的改观,尤其是对那些有一定渊源传承的“留守士族”来说,苟政是值得观望的,比如解县的柳氏,汾阴的薛氏。
看梁犊起义之后是怎么做的,苟政入安邑之后又是怎么做的,对于有学识、见识的人来说,一封《告河东军民书》至少能证明这不是一个只会烧杀掠夺的贼酋。
至于怀有多大的志向与器量,则仍需观察。
对一般的豪强而言,苟政发文,在与他们共情,激起他们对羯赵朝廷的仇恨反抗之心之余,对其废除羯赵掠夺政策的行为,是分外欢迎的。
至于苟军在“抢收夏粮”过程中的掠夺行为,若是深究,实则也算不得什么。毕竟,在羯赵的统治下,能少得了“保护费”?
比起石虎“三丁抽一、五丁抽二”的军事动员政策,苟军只掠粮、少杀戮的行为,都能称之为“仁厚”了。而远的不说,就说石晖父子当初为抵御弘农义军,其动员的兵丁、辎储,可少不了河东士民的“赞助”。
当然,河东士民对苟政集团的观察与等待,也绝对少不了一个原因,一个极其重要的客观因素。那便是石虎之死,以及羯赵朝廷的内讧。
石虎死后不过一月,羯赵已经死了两个宗室皇裔,其中一个还是石虎指定的继承人,还爆发了一场二十万人规模的内战,数以万计的死伤,还有坑杀
综合了这些要素要点,但凡有些见识的人,对于羯赵的前景,都有个基本的判断了!如此国度,岂能长久?即便不亡,又何得安宁?
作为羯赵核心统治地区的河北,已然乱象纷呈,关西之地更早早地骚乱大起,这样的局面下,正是英雄崛起的时候。而什么是英雄,兵强马壮就是英雄。
即便,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,距离他们所“认识”的英雄还有一段距离,但至少具备这样的潜质。再者,他掌握的刀兵,也是轻易得罪不起的。
因而,对于苟政送上门的布告,大部分豪强堡主,都还是呈接受态度。虽然直接投靠是完全不可能的,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,却与苟氏集团保持着一个基本的默契,你不侵,我不扰,各过各,共同等待着。
而随着关东地区,羯赵朝廷的内耗日益加剧,并且逐渐向整个中夏传导,来自河东士民土豪主动依附投靠的试探,也变多了。
当然,在这个过程中,离不开苟政的善加经营。
自五月下旬,一直到七月初,一个半月的时间里,除了防备可能来自的外部军事压力之外,苟政将所有的精力,都放在内部的经营,或者说整顿上。
军事优先的原则下,苟政将苟氏诸部,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、彻底的整编。在此前一系列的人望培养,以及攻取河东带来胜利效应下,这个过程,要更为顺利。
当然,这也与苟政依旧保留诸部将们军事上的指挥权有关系。而比起在新安、大阳整编,最大的不同,或者说进步,便在于,由苟政直接掌握的核心力量的极大扩充。
破军营自不必多说,是苟政拣全军忠诚勇敢之士编练,并且扩充至千人。当初攻安邑时,苟政曾令苟安将全军弓弩手集中使用,在此基础上,苟政又挑选善射者,配以良弓,组建了一支五百人规模的射声营,以族人苟顺为营督。
苟顺,论关系,得是苟政的堂兄,无长才,勉强能拿得出手的,便是射术,也算不得高超。但是,他姓苟,并且是早期追随苟政的族部,即便能力上不那么让人满意,但忠心堪用。
而作为苟政最信任的部将,也是素来倚仗的力量,苟政将苟安及其部属,改造为“中坚营”,兵额1500人。
丁良也彻底熬出头,苟政将军中良马以及善骑射者,整编成一支四百骑的“骁骑营”,再加一队百余骑的探骑,统归丁良指挥。
再加上吸纳河东诸胡,兵力暴涨至千人规模的“统万营”,苟政终于建立起了一支直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,他的权威进一步得到巩固与保障。
并且,在破军、中坚、骁骑、射声、统万五营的基础上,建立起了一套“中军指挥系统”,以中军而御外军,也从此开始。
当然,一笔写不出两个苟字来,从严格意义上来说,先登营以及苟起、苟威等由苟氏为主导的部曲,也算是苟政中军体系下的一员。
但是,毕竟有“历史遗留问题”,一方面还得顾忌二兄苟雄,也就使得,在苟氏家族内部的两股派系,正式形成。
再加上孙万东、陈晃、郑隽、王堃、孟淳这些外姓将领部曲,共同构成了“河东苟氏集团”的初期格局。在安邑,苟政正式建立“龙骧将军府”,下属设立长史、司马、主簿、参军、校尉、都尉等职衔,诸将各有安排。
而不得不提的,还有一股力量,那就是由苟侍主持管理的“辎重营”,在攻取河东之后,规模进一步扩大,人口攀升至两万余人。
对于这部分群体,苟政的关心与重视,丝毫不下于中军,经过兵源补充、辅卒精选后,剩下人口,整顿为四大屯营,安置在安邑、解县、猗氏三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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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安邑陷落,石凌满门被屠之后,河东郡各县的抵抗意志更加薄弱,并没有多少抵抗。孙万东军也在十三日顺利领军北上,如期攻克蒲坂,控制渡口,建立防御,将这座进出秦晋地区的战略通道掌握在手中。
待到五月下旬,除了东部的东垣县之外,整个河东郡已经基本落入苟军的掌控之中,共有八城的城头上插着苟氏的旗帜。
当然,苟军的掌控,仅限于城市及其直接辐射范围内的土地、人口,但即便如此,比起自大阳出发北上时,苟军掌握的军民人口,已逾五万之众,规模翻了一倍不止。
新增的人口,大部分都是军事征服,但仍有数以千计河东当地“晋人”,属于主动依附投靠。苟政带着苟氏集团在弘农、河东折腾了这么久,多少是积累了一些名声与威望的。甭管恶名、善名,有兵,有势,能打,就足够了,这是当下这個世界最响亮、最易为人接受的道德标准。
人口是一切发展之根本,在这一点上,苟政有充分的认识,因此,在生存发展的事务上,苟政也将人口放在第一位,这是未来,是根本,重视程度也远超那些攻取的城池。
不过,对于苟政来说,目光可以放长远,但对当务之急,却不得不先针对性地解决。而在攻取河东或者说攻略过程中,他面对最紧迫的问题,还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。
在明面上占据河东,在军民人口翻番之后,粮食危机,再度成为笼罩在苟政及其统帅的苟氏集团头上的一片阴云。仅凭在诸县的缴获,显然是无法长久支撑。
比较幸运的是,河东不比被兵灾反复摧残的弘农郡,以安邑为中心的涑水盆地,产出也远不是大阳那偏狭之地能并论。
更为关键的地方在于,苟军北上之际,正逢河东夏收的季节。羯赵的统治虽然残苛,但此前毕竟还维持着一个薄弱却基本的秩序,因此冬春之际时,河东郡的农业生产并没有耽搁。
哪怕在战争的威胁下,诸县的豪强、平民之家,也拼命卖力地抢收着麦子。而苟军诸部,一受限于苟政三番五次的军纪要求,二则忙于攻占河东诸城,因而没有太多的侵犯与骚扰。
不过,随着诸城既下,实现对河东郡最基本的占领后,情况就不一样了。迫于粮食危机,苟政下令由苟氏集团直接控制的军民,开始到各堡乡抢收粮食。
军队开路,民夫随行,车辆、麻袋,一应俱全,逢田即止,遇麦即割。于是,在这个仲夏,河东的征服者与地头蛇之间爆发了一场“夏粮冲突”。
苟军必须得有足够的粮食去维系这个刚刚步上正轨,并仍在壮大的战争机器,这是生存之根本。而各县的豪强们,也得保护他们的利益,毕竟地里的粮食,也是他们带领部民辛辛苦苦种下的。
不过,这样一场冲突,在没有外力掺和的情况下,胜利者终究是属于苟军的。没办法,拳头大,刀剑利,才是硬道理。
在冲突中,死了不少人,但规模实在不算大。还是得益于苟政的交待,少杀戮,只要粮,因此,下乡的苟氏部将们,也只是将那反抗的豪强部曲杀散驱逐,避免其影响苟氏军民的收割。
因此,发展到后边,河东乡野田土间的情形是这样的:在苟军的割粮队到之前,各地的豪强、农民都抓紧时间,抢收夏粮,等苟氏军民到时,便不得不进行规避,缩回堡寨。
等盛夏将至,夏收基本结束后,通过从各部收上来的汇总,苟军共得粮四万余斛,可以说,初来乍到,便狠狠地从河东诸县豪强百姓身上吸了一大口血。
加上此前的积累,以及北上之后的各种缴获,苟军所得粮食,不说坚持这一年,省着点吃用,熬到秋冬,总归是没问题的。
等到秋时,还有一轮秋收,依河东各地的耕作规模,届时的产出要更多。夏粮都分一杯羹了,秋收之时,准备充分之下,就更不可能干看着了。
当然,还要不要采取夏收时的强硬手段,苟政也在琢磨,那得根据情况来,怎么也得“包装”一下。作为河东军民的新主人,收取一份基本的“赋税”,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
鉴于此,在五月癸丑(28日),苟政亲自写了一份《告河东军民书》,布告河东军民,对于那些有名望、有实力的豪强,还遣收降的河东僚属,亲自携文登门拜访,表达龙骧将军的“善意”。
在《书》中,苟政表现了一番对晋室、对中国礼仪统治的追忆与怀念,又重点描述暴羯统治下北方各族百姓水深火热、艰难困苦的黑暗现状,再回溯他们这些人起义的初衷与目标
总结地讲,苟氏义军北上,是欲拯河东黎元于倒悬,使他们脱离羯赵残暴统治,是完全正义的事情。不管别人怎么看待,首先得把自己摆在道德的制高点上。
当然,最为关键的一点是,向全河东军民宣告,河东郡的天改了,主人换人了。并且,苟政大方地施恩于河东士民,下令将羯赵朝廷制定的一切带有掠夺、压榨性质的各种苛捐杂税,悉数废除。
这当然不是苟政假大方,只不过,他对河东的统治只是名义上,是极其脆弱的,尤其对于那些占据了大部分人口、熟地的豪强,是毫无约束力可言的。
而想要真正获得对河东郡的统治权,这些豪强是绕不开的,若是不能制服这些地主豪强,那他的统治就永远停留在一种初级阶段,有如空中楼阁,一推就倒。
对河东郡的士民豪强,建立一套合理的沟通交流以及管理机制,是苟政筹谋欲为之事。《告河东军民》书,表明其政治态度的同时,也是投石问路的办法,是继“夏粮冲突”之后,寻求一种妥协、合作的举措。
而这份告示的作用,在五月底,实则还不明显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随着苟氏集团在河东扎下根来,就慢慢显示出威力来了。
苟政在《告示》中表达的那些事情,对当下的北方士民,尤其是中国士民,是极具号召力与蛊惑力的。羯赵的统治,尤其是石虎的统治,是极其野蛮粗暴的,北方士民,不论是士族豪强,还是黎民黔首,乃至羯人之外的胡族,无不深患其害,饱受苦楚,愤恨之情,反抗之心,从未熄灭过。
当初梁犊率高力举事之时,除秦、雍戍卒外,踊跃襄聚的,可有大量关内豪强士民,而河东的士民,对此,可不是无动于衷。只不过,梁犊声势浩大,席卷而东,却终为羯赵一战破灭,这不得不让北方的士民豪强警醒,热情也是得分时候的。
另一方面,梁犊义军在后来的所作所为,可是瞒不住的,那种不分敌我,肆意掳掠杀夺的做法,比之羯赵也好不到哪儿去,自难得人心。
而苟氏集团,虽然越来越多打“晋臣”的旗号,但“梁犊余党”的身份,可没有那么容易就摆脱。攻略河东过程中的所作所为,也都证明,这“苟龙骧”,也并非一正直良人。
即便有这些顾忌因素,河东郡士民们对苟政、苟军的态度,依旧有很大的改观,尤其是对那些有一定渊源传承的“留守士族”来说,苟政是值得观望的,比如解县的柳氏,汾阴的薛氏。
看梁犊起义之后是怎么做的,苟政入安邑之后又是怎么做的,对于有学识、见识的人来说,一封《告河东军民书》至少能证明这不是一个只会烧杀掠夺的贼酋。
至于怀有多大的志向与器量,则仍需观察。
对一般的豪强而言,苟政发文,在与他们共情,激起他们对羯赵朝廷的仇恨反抗之心之余,对其废除羯赵掠夺政策的行为,是分外欢迎的。
至于苟军在“抢收夏粮”过程中的掠夺行为,若是深究,实则也算不得什么。毕竟,在羯赵的统治下,能少得了“保护费”?
比起石虎“三丁抽一、五丁抽二”的军事动员政策,苟军只掠粮、少杀戮的行为,都能称之为“仁厚”了。而远的不说,就说石晖父子当初为抵御弘农义军,其动员的兵丁、辎储,可少不了河东士民的“赞助”。
当然,河东士民对苟政集团的观察与等待,也绝对少不了一个原因,一个极其重要的客观因素。那便是石虎之死,以及羯赵朝廷的内讧。
石虎死后不过一月,羯赵已经死了两个宗室皇裔,其中一个还是石虎指定的继承人,还爆发了一场二十万人规模的内战,数以万计的死伤,还有坑杀
综合了这些要素要点,但凡有些见识的人,对于羯赵的前景,都有个基本的判断了!如此国度,岂能长久?即便不亡,又何得安宁?
作为羯赵核心统治地区的河北,已然乱象纷呈,关西之地更早早地骚乱大起,这样的局面下,正是英雄崛起的时候。而什么是英雄,兵强马壮就是英雄。
即便,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,距离他们所“认识”的英雄还有一段距离,但至少具备这样的潜质。再者,他掌握的刀兵,也是轻易得罪不起的。
因而,对于苟政送上门的布告,大部分豪强堡主,都还是呈接受态度。虽然直接投靠是完全不可能的,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,却与苟氏集团保持着一个基本的默契,你不侵,我不扰,各过各,共同等待着。
而随着关东地区,羯赵朝廷的内耗日益加剧,并且逐渐向整个中夏传导,来自河东士民土豪主动依附投靠的试探,也变多了。
当然,在这个过程中,离不开苟政的善加经营。
自五月下旬,一直到七月初,一个半月的时间里,除了防备可能来自的外部军事压力之外,苟政将所有的精力,都放在内部的经营,或者说整顿上。
军事优先的原则下,苟政将苟氏诸部,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、彻底的整编。在此前一系列的人望培养,以及攻取河东带来胜利效应下,这个过程,要更为顺利。
当然,这也与苟政依旧保留诸部将们军事上的指挥权有关系。而比起在新安、大阳整编,最大的不同,或者说进步,便在于,由苟政直接掌握的核心力量的极大扩充。
破军营自不必多说,是苟政拣全军忠诚勇敢之士编练,并且扩充至千人。当初攻安邑时,苟政曾令苟安将全军弓弩手集中使用,在此基础上,苟政又挑选善射者,配以良弓,组建了一支五百人规模的射声营,以族人苟顺为营督。
苟顺,论关系,得是苟政的堂兄,无长才,勉强能拿得出手的,便是射术,也算不得高超。但是,他姓苟,并且是早期追随苟政的族部,即便能力上不那么让人满意,但忠心堪用。
而作为苟政最信任的部将,也是素来倚仗的力量,苟政将苟安及其部属,改造为“中坚营”,兵额1500人。
丁良也彻底熬出头,苟政将军中良马以及善骑射者,整编成一支四百骑的“骁骑营”,再加一队百余骑的探骑,统归丁良指挥。
再加上吸纳河东诸胡,兵力暴涨至千人规模的“统万营”,苟政终于建立起了一支直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,他的权威进一步得到巩固与保障。
并且,在破军、中坚、骁骑、射声、统万五营的基础上,建立起了一套“中军指挥系统”,以中军而御外军,也从此开始。
当然,一笔写不出两个苟字来,从严格意义上来说,先登营以及苟起、苟威等由苟氏为主导的部曲,也算是苟政中军体系下的一员。
但是,毕竟有“历史遗留问题”,一方面还得顾忌二兄苟雄,也就使得,在苟氏家族内部的两股派系,正式形成。
再加上孙万东、陈晃、郑隽、王堃、孟淳这些外姓将领部曲,共同构成了“河东苟氏集团”的初期格局。在安邑,苟政正式建立“龙骧将军府”,下属设立长史、司马、主簿、参军、校尉、都尉等职衔,诸将各有安排。
而不得不提的,还有一股力量,那就是由苟侍主持管理的“辎重营”,在攻取河东之后,规模进一步扩大,人口攀升至两万余人。
对于这部分群体,苟政的关心与重视,丝毫不下于中军,经过兵源补充、辅卒精选后,剩下人口,整顿为四大屯营,安置在安邑、解县、猗氏三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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