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八章 理在心中
一个“时务训导”,就是一位未来的学校校长。一县一“时务训导”,将发展为“一县一学校”,一千六百三十二个“时务训导”,最终将变身为一千六百三十二间学校。
这个学校,是小学、中学二而为一的,在此基础上,再分化出独立的小学、中学。
“学校”的生源,除了未来的公务员,也包括无意仕途的普通人。
中国的近现代基础教育,就从这一千六百三十二间学校发端。
这是关卓凡为什么不许礼部插手“时务训导”的原因之一。“时务”一道,礼部固然糊里糊涂,同时,你也不能指望礼部那帮老头子,能够办好近现代的基础教育吧?
如前所述,关卓凡的算盘中,“时务训导”和州之学正、县之教谕,同为正八品官,就是说,“时务训导”分庭抗礼于学正、教谕,其中的潜台词就是:“学校”不在“学宫”搭伙计,是要另起炉灶的。
在关卓凡的规划中,“学校”拥有自个儿的办学场所之外,财政也是独立的,不和“县学”、“州学”同流,加上“时务训导”全部出自于北京的“师范馆”,数管齐下,整个“学校”系统,便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上,礼部那边儿,一根“学校”的毛,也是摸不着的。
开科取士,虽然名义上还归礼部该管,但其中最重要的板块——“时务策”,其教材和教学,都出自“学校”系统。则“时务策”的“考差”——监考和阅卷。必然都要由“学校”系统派出。通扯下来。中国未来的公务员的培训和录取,一大半握在了关卓凡的手里。
至于“师范馆”,自然是中国第一所近现代化的师范大学。在此基础上,“师范馆”会发展为中国规模最大、水平最高的综合性大学。
当然,“中国第一所近现代大学”的帽子,“师范馆”是戴不上了,那顶帽子,上海的“广方言馆”正戴着呢。
“开科取士。恢复唐、宋旧制,加‘时务策’,加‘贴经、墨义’”,这件事情,关卓凡为什么一定要做通倭仁的工作,并一定要倭仁领衔出奏呢?
关卓凡称倭仁是“士林宗镜、儒学领袖”,完全不是虚美,倭仁就是这么个地位,实打实的,一点儿水分都没有。如果排座次。咸、同年间,全中国范围内。“读书人”之第一人,非倭仁莫属。
道、咸之交,汉学没落,理学兴起,取汉学而代之,成为主流学术思潮。后世普通的读者,说到晚清的“理学”,大约只晓得曾国藩,其实,曾国藩的功绩和影响力,主要来自平定洪杨和启萌洋务,他在“学术”上的成就,完全是被后世炒热、夸大了的。
倭仁才是真正的“理学大家”。而且,倭仁虽然只比曾国藩年长六岁,但学问一道,曾国藩却是直宗倭仁的,倭仁于曾国藩,亦师亦友,说曾涤生给倭艮峰“执弟子礼”,亦不为过。事实上,就连著名的《曾国藩日记》,也是在倭艮峰的建议和督促下,曾涤生才“亦照艮峰样,每日一念一章,皆写之于册,以便触目克治”。
所谓道德文章,就“文章”而言,倭仁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——“理在心中”,但因为“物蔽”,“人之理遂失”,所以,要“致知”,即通过学习和自省,重新认识心中之理。这个过程,称为“尽己性,尽人性,尽物性”,即便圣人亦不能例外。
就“道德“而言,对自己的理论,倭仁身体力行,表里如一。“端庄静一”、“涵养本源”、“察己慎动”、“克己复礼”这一套,言行同一,坚持不懈。
时人赞倭仁曰:“道、咸之间从宋儒之学身体力行者,必推公为首选。”
曾国藩则用“当世仪型,群流归仰”来描摹倭仁。
原时空,倭仁逝世后,翁同龢感慨:“呜呼!哲人云亡,此国家之不幸,岂独后学之失所仰哉!”
翁同龢的口中,倭仁已经具有了“准圣人”的性质了。
正因为倭仁在士林中泰山北斗的声望地位,文宗遗命,才会把他派给小皇帝做老师,且是“首席师傅”。
保守派奉倭仁为领袖,关卓凡不是没有想过“动一动”他的。可是,略作试探,便发觉倭仁在两宫皇太后那里,尤其是在母后皇太后那里,地位根本不可动摇。两宫皇太后不了解倭仁的“文章”,但对倭老夫子的“道德”,却是无条件信任的。这一点,关卓凡只好自承不如了。
这是一尊真神,既然搬不开去,就要设法“招安”,为己所用,不然,实在是太过浪费材料啦。
这就是关卓凡为什么一定要做通倭仁的工作,一定要倭仁领衔出奏“开科取士,恢复唐、宋旧制,加‘时务策’,加‘贴经、墨义’”。
以倭仁士林声望地位之隆,首倡其议,“恢复唐、宋旧制”的改革,一定事半功倍,或者说,“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”。
关卓凡软硬兼施,连蒙带骗,法宝尽出,倭仁最终就范,这位历史上的“保守派的代表”,居然成为一项重大改革政策的代言人了。
这个……呃,这个金手指,会不会开得……大了点儿?关卓凡的王八之气,会不会过了点儿?倭仁留在历史上的形象,不仅仅是“保守派的代表”,甚至是……“顽固派的代表”啊!
倭仁确实是保守派,但“保守派”是块大牌子,下边儿分门别类,彼此区别,差异大的,骨子里甚至是南辕北辙的。
徐桐那种,真正叫做“冥顽不灵”,脑回路是平的,完全没有道理可讲。
还有一种——占“保守派”中的大多数,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,新旧之别、华夷之辨神马的,其实只是个幌子,如果他们能够从改革中获得更大的利益,打倒昨日之我,改换门庭,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
倭仁是第三种,也是人数最少的一种,保守派中罕见的清醒者——清醒地认识到,官僚士绅集团无休止膨胀的贪欲,已经严重地挤压了广大下层民众的生存空间,深刻地威胁到王朝的永续发展。他提倡理学,提倡“克己复礼”,就是希望,能够在道德和精神的层面,重建官僚士绅集团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,少拿一点,少占一点。
因此,倭仁疾呼:“根本之图,在人心不在技艺”。他把洋务之种种,都归入“技艺”,认为其对“人心”,非但无益,反而有害。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,倭仁乃成为“保守派的代表”。
讽刺的是,某种意义上,倭仁的看法是对的。原时空,“洋务”进入中国,基本止于“技艺”的层面,对于官僚士绅集团来说,“洋务”不过是多了一个分肥的对象,“技艺”于“人心”,确实无益,“技艺”也确实没能够挽救清王朝的灭亡。
总之,关卓凡认为:第一,倭仁是那种真正忧国忧民的人;第二,他的头脑足够清醒;第三,他肯讲道理。一个人有这三点打底,就有服膺事实、转变思想的可能。因此,就不能排除“招安”倭仁、为我所用的可能。
近年来,洋务愈兴,倭仁却愈加沉默,极少再听到他反对洋务的声音了。这,大约也说明了些什么。
事实上,倭仁“重建官僚士绅集团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”的努力,关卓凡是认同的。考诸后世,不同的政权,不同的历史时期,多次对本统治集团提出过类似的要求。只是,有的时候,毫无效用。
能够产生一定作用的,一定是自外施以有力的政治强制力的约束,单靠为官做宰的自觉,嘿嘿。
话题扯远了,“重建官僚士绅集团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”,包括反腐什么的,并非关卓凡现阶段的主要任务,先放一放吧。
国家大事忙得七七八八了,暂告一段落,该考虑考虑俺自个儿的婚姻大事了。
*(未完待续。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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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学校,是小学、中学二而为一的,在此基础上,再分化出独立的小学、中学。
“学校”的生源,除了未来的公务员,也包括无意仕途的普通人。
中国的近现代基础教育,就从这一千六百三十二间学校发端。
这是关卓凡为什么不许礼部插手“时务训导”的原因之一。“时务”一道,礼部固然糊里糊涂,同时,你也不能指望礼部那帮老头子,能够办好近现代的基础教育吧?
如前所述,关卓凡的算盘中,“时务训导”和州之学正、县之教谕,同为正八品官,就是说,“时务训导”分庭抗礼于学正、教谕,其中的潜台词就是:“学校”不在“学宫”搭伙计,是要另起炉灶的。
在关卓凡的规划中,“学校”拥有自个儿的办学场所之外,财政也是独立的,不和“县学”、“州学”同流,加上“时务训导”全部出自于北京的“师范馆”,数管齐下,整个“学校”系统,便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上,礼部那边儿,一根“学校”的毛,也是摸不着的。
开科取士,虽然名义上还归礼部该管,但其中最重要的板块——“时务策”,其教材和教学,都出自“学校”系统。则“时务策”的“考差”——监考和阅卷。必然都要由“学校”系统派出。通扯下来。中国未来的公务员的培训和录取,一大半握在了关卓凡的手里。
至于“师范馆”,自然是中国第一所近现代化的师范大学。在此基础上,“师范馆”会发展为中国规模最大、水平最高的综合性大学。
当然,“中国第一所近现代大学”的帽子,“师范馆”是戴不上了,那顶帽子,上海的“广方言馆”正戴着呢。
“开科取士。恢复唐、宋旧制,加‘时务策’,加‘贴经、墨义’”,这件事情,关卓凡为什么一定要做通倭仁的工作,并一定要倭仁领衔出奏呢?
关卓凡称倭仁是“士林宗镜、儒学领袖”,完全不是虚美,倭仁就是这么个地位,实打实的,一点儿水分都没有。如果排座次。咸、同年间,全中国范围内。“读书人”之第一人,非倭仁莫属。
道、咸之交,汉学没落,理学兴起,取汉学而代之,成为主流学术思潮。后世普通的读者,说到晚清的“理学”,大约只晓得曾国藩,其实,曾国藩的功绩和影响力,主要来自平定洪杨和启萌洋务,他在“学术”上的成就,完全是被后世炒热、夸大了的。
倭仁才是真正的“理学大家”。而且,倭仁虽然只比曾国藩年长六岁,但学问一道,曾国藩却是直宗倭仁的,倭仁于曾国藩,亦师亦友,说曾涤生给倭艮峰“执弟子礼”,亦不为过。事实上,就连著名的《曾国藩日记》,也是在倭艮峰的建议和督促下,曾涤生才“亦照艮峰样,每日一念一章,皆写之于册,以便触目克治”。
所谓道德文章,就“文章”而言,倭仁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——“理在心中”,但因为“物蔽”,“人之理遂失”,所以,要“致知”,即通过学习和自省,重新认识心中之理。这个过程,称为“尽己性,尽人性,尽物性”,即便圣人亦不能例外。
就“道德“而言,对自己的理论,倭仁身体力行,表里如一。“端庄静一”、“涵养本源”、“察己慎动”、“克己复礼”这一套,言行同一,坚持不懈。
时人赞倭仁曰:“道、咸之间从宋儒之学身体力行者,必推公为首选。”
曾国藩则用“当世仪型,群流归仰”来描摹倭仁。
原时空,倭仁逝世后,翁同龢感慨:“呜呼!哲人云亡,此国家之不幸,岂独后学之失所仰哉!”
翁同龢的口中,倭仁已经具有了“准圣人”的性质了。
正因为倭仁在士林中泰山北斗的声望地位,文宗遗命,才会把他派给小皇帝做老师,且是“首席师傅”。
保守派奉倭仁为领袖,关卓凡不是没有想过“动一动”他的。可是,略作试探,便发觉倭仁在两宫皇太后那里,尤其是在母后皇太后那里,地位根本不可动摇。两宫皇太后不了解倭仁的“文章”,但对倭老夫子的“道德”,却是无条件信任的。这一点,关卓凡只好自承不如了。
这是一尊真神,既然搬不开去,就要设法“招安”,为己所用,不然,实在是太过浪费材料啦。
这就是关卓凡为什么一定要做通倭仁的工作,一定要倭仁领衔出奏“开科取士,恢复唐、宋旧制,加‘时务策’,加‘贴经、墨义’”。
以倭仁士林声望地位之隆,首倡其议,“恢复唐、宋旧制”的改革,一定事半功倍,或者说,“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”。
关卓凡软硬兼施,连蒙带骗,法宝尽出,倭仁最终就范,这位历史上的“保守派的代表”,居然成为一项重大改革政策的代言人了。
这个……呃,这个金手指,会不会开得……大了点儿?关卓凡的王八之气,会不会过了点儿?倭仁留在历史上的形象,不仅仅是“保守派的代表”,甚至是……“顽固派的代表”啊!
倭仁确实是保守派,但“保守派”是块大牌子,下边儿分门别类,彼此区别,差异大的,骨子里甚至是南辕北辙的。
徐桐那种,真正叫做“冥顽不灵”,脑回路是平的,完全没有道理可讲。
还有一种——占“保守派”中的大多数,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,新旧之别、华夷之辨神马的,其实只是个幌子,如果他们能够从改革中获得更大的利益,打倒昨日之我,改换门庭,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
倭仁是第三种,也是人数最少的一种,保守派中罕见的清醒者——清醒地认识到,官僚士绅集团无休止膨胀的贪欲,已经严重地挤压了广大下层民众的生存空间,深刻地威胁到王朝的永续发展。他提倡理学,提倡“克己复礼”,就是希望,能够在道德和精神的层面,重建官僚士绅集团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,少拿一点,少占一点。
因此,倭仁疾呼:“根本之图,在人心不在技艺”。他把洋务之种种,都归入“技艺”,认为其对“人心”,非但无益,反而有害。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,倭仁乃成为“保守派的代表”。
讽刺的是,某种意义上,倭仁的看法是对的。原时空,“洋务”进入中国,基本止于“技艺”的层面,对于官僚士绅集团来说,“洋务”不过是多了一个分肥的对象,“技艺”于“人心”,确实无益,“技艺”也确实没能够挽救清王朝的灭亡。
总之,关卓凡认为:第一,倭仁是那种真正忧国忧民的人;第二,他的头脑足够清醒;第三,他肯讲道理。一个人有这三点打底,就有服膺事实、转变思想的可能。因此,就不能排除“招安”倭仁、为我所用的可能。
近年来,洋务愈兴,倭仁却愈加沉默,极少再听到他反对洋务的声音了。这,大约也说明了些什么。
事实上,倭仁“重建官僚士绅集团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”的努力,关卓凡是认同的。考诸后世,不同的政权,不同的历史时期,多次对本统治集团提出过类似的要求。只是,有的时候,毫无效用。
能够产生一定作用的,一定是自外施以有力的政治强制力的约束,单靠为官做宰的自觉,嘿嘿。
话题扯远了,“重建官僚士绅集团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”,包括反腐什么的,并非关卓凡现阶段的主要任务,先放一放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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